罗曼•波兰斯基：我就是景观，我在表演

罗曼·波兰斯基 是蜚誉全球的波兰裔法籍导演、编剧、演员。

《波兰斯基传》以详尽的史料、精彩客观的叙述展现其充满传奇色彩，又不无坎坷心酸，且颇具争议的人生。

传记以倒叙的方式开篇，从1962年波兰斯基执导生平第一部长片《水中刀》切入，这也正是导演迈入世界影坛的第一步。传记不仅描述了波兰斯基在不同时期如何去拍摄各类电影作品，逐步取得导演事业的辉煌成就，也不避讳其艺术生涯中的大起大落；其间，对波兰斯基个人生活遭遇的诸多灾难与不幸以及由此可能造成的对其性格和创作的影响也给予了深刻的剖析。在作者笔下，波兰斯基有血有肉，才华横溢，既坚强也脆弱，既隐忍也堕落，风云变幻的时代和苦难的际遇造就了天才的波兰斯基，也让读者在鼓掌和叹息之余生发出对历史、道德、艺术等无穷的反思与追问。

他是个天才，又是个怪物

导演的剪辑1962年，波兰边境齐陶市苏台德小镇。

海关官员在一本波兰领事护照盖上了一枚大印，意味着护照的主人获得了在国外居住工作的权利。——这个自称的“独立电影制片人”28岁，身材瘦削，开着一辆破旧的奔驰敞篷车，充满青春活力，似乎从头到脚都散发着电影才华。一个突兀的朝天鼻加上略带痛苦、嘲讽的表情让他多少显得有些狂野——曾经有个情人恨恨地说他就像个“邪恶的鼹鼠”。

此时在这位导演车上的还有他的黑色卷毛狗以及他几乎全部的财产：几箱德文法文书、一张恰比·切克的唱片、两套丝绒套装、几条滑雪板和他的第一部完整的故事片的胶片。这部叫作《水中刀》的片子发行于1962年3月9日，在他自己身处的波兰是部毁誉参半的作品。波兰的党总书记瓦拉蒂斯劳·戈穆尔卡把烟灰缸砸向屏幕，以此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保留意见。这位新移民的处境是目前身无分文（他的报酬都是用不可兑换的波兰兹罗提支付的），前景渺茫，对于如何在西方或者确切说是在巴黎生存下去也是一筹莫展。

他的妻子刚刚离他而去，而他头上还带着不久前一次深夜车祸造成的头骨碎裂的伤痛。可是，这一切打击都没能让他的骄傲和自信有任何褪色。一个叫作约西普·萨姿的东德“民警”回忆道，他“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会回来的’，说这话时他冲着波兰怨恨地点点头，还不忘加上一句‘总有一天，他们会记住我的’”。多年后，这位导演一定还能记得他当初“东投西靠”时的心情。

罗曼·波兰斯基说对了。他们的确记住了他。十九年后，经过一次短暂的私下访问之后，他衣锦还乡，执导并主演了波兰版的《莫扎特传》。不少曾经鄙视、抨击过《水中刀》的批评家们现在变脸赞扬他是“天才”，“浪子回头”，以及“有着莫扎特的才华”。“想想吧，”党报的评论用不可质疑的社论语气质问道，“这样的一个孤傲的灵魂却被放逐到了洛杉矶的花花世界。”

关于波兰斯基有着各种难以揣测的神秘：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同时又是重罪逃犯，还是无数博士论文不得不提到的研究对象，最根本的就是他看起来似乎是几个人的合体。

他到底是那个臭名昭著的、公然对抗社会传统、到处寻花问柳，尤其钟情年轻的小姑娘、极力挑战法律底线的花花公子呢？还是那个会讲五门语言的杰出的艺术家？（在调查中对于他的描述出现得最多的两句话就是“他绝顶聪明”和“他是个怪物”。）因为人们对他的看法是如此对立，所以他的传记作者经常听到的问题是“你是要攻击他吗？”在他这里，这是个正常的问题，可是却不会出现在同样是著名导演的斯蒂文·斯皮尔伯格，或者马丁·斯科塞斯甚至是奥利弗·斯通那里。

由于1969年8月和1977年3月到1978年1月的事件，让无数从来不去电影院的美国人也认识了波兰斯基。对于他的朋友和影迷来说，他仍然是个罕见的天才，能够用一个比他的作品更离奇的真实的生活故事来娱乐、挑战他的观众。他的传奇包括躲在波兰的一个地窖里，幸运地逃脱了二战中法西斯在奥斯维辛对犹太人的屠杀，却失去了自己的母亲。他在60年代中期拍摄的一些古怪刺激的片子其实是对好莱坞模式提出挑战的一种力量，这种雷打不动的模式自从路易斯·B.梅尔以来就基本没有任何改变。那时候，似乎没人能与这位年轻鲁莽的才子相匹敌。

正如他自己经常强调的，其第二任妻子的被杀是对他历时最长、最沉重的打击。“一切都被改变了。”他曾经说。在莎朗·塔特以及其他同时被曼森邪教杀害的朋友下葬后多年，记者们对波兰斯基的家庭生活的窥视就从未间断过。无数有关毒品、巫术和离经叛道的性行为被曝光，并被认为是发生这场悲剧的原因。

随着媒体争先恐后地挖掘这对夫妇的情事癖好，这些由好莱坞谣言和波兰斯基自己的大话编织起来的报道激起了连篇累牍的指责。《生活》杂志称他为“奥林匹亚的狂傲”。（要是跟那时候认识他的人聊，就经常会提到谦恭这个词，不过他们都说他对这个词的使用极端吝啬）九年后，波兰斯基在他的儿童色情案即将宣判前逃离美国，这些记者再次发挥了他们的天才。其中一位写到，这位获奖导演是个“你只想用锤子来亲近的人”。

大概在同一时间，一项按法庭要求出具的报告指出波兰斯基“不适合蹲监狱……监禁被告可能会导致其无法预测的情绪伤害，因为他自身的生活就是一系列无休止的惩罚。”后来在被一位法国记者问到逃犯的滋味怎么样时，波兰斯基耸耸肩说，“我很习惯。我一生都在逃亡。”

尽管从一个永远的外来者的角度来“解释”波兰斯基的事业对他的传记作者来讲很有吸引力，可是我却认为事实正好相反。莎朗·塔特一位伦敦的密友回忆他们婚礼上“一些特别的事”时说，“波兰斯基说，尽管他很熟悉犹太和天主教的仪式，他个人却是个不可知论者。他和真正的宗教人士能有的共同之处就是放逐感。而这种感觉并非来自他的外国血统，而是人性本身。这种对这个星球的生活尤其是60年代的好莱坞生活深刻的陌生感，会让一个人觉得自己是个彻底的白痴。”

（节选自《波兰斯基传》[美]克里斯托弗·桑德福（Christopher Sandford）著    晏向阳译）

编辑：Jss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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